作為經濟增長第一引擎，消費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。
當前，疫情防控形勢總體向好、生產生活秩序逐步恢復，在一系列穩投資、促消費政策作用下，市場需求逐步釋放。5月，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3.3萬億元，同比下降6.7%，降幅比4月收窄4.4個百分點。
消費市場活力逐步回升，但也要看到，接觸型、聚集型特征明顯的餐飲消費降幅依然較大，商品零售增速仍未轉正。如何進一步提振消費市場信心?本報記者專訪浙江工商大學現代商貿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肖亮。
記者：目前促消費政策不少，但消費意愿仍不是很強，怎么看?
肖亮：從時間上看，疫情反復了兩年多，不管是消費者還是企業，都進入了相對疲軟的狀態。尤其今年上半年，疫情呈現多點散發的特點，受各地疫情防控措施不一致、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等因素影響，消費者感到對未來收入增長的不確定性，居民收入轉化為即期消費需求的動力不充分，消費信心和意愿明顯下降。
從環境來看，供給側方面，今年以來的疫情防控措施，采用了相對嚴格的人流和物流的管控，不僅直接沖擊聚集性與場景式消費，也對商品正常流動帶來了極大挑戰，延緩甚至限制了部分企業復工復產計劃的落實。需求側方面，即使部分消費者有較強的消費意愿，但因出行受到限制，良好的外部消費氛圍難以促成，客觀上限制了消費需求進一步釋放。
記者：怎樣讓更多人愿意“買買買”?
肖亮：首先，政府要彰顯穩經濟大盤的決心、信心和恒心，向群眾和企業傳遞更為積極和清晰的信號。在疫情總體做好管控的情況下，把穩經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最大程度削弱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，盡快恢復公眾消費信心。
其次，就是要適當放寬一些政策的限制。比如，在出示健康碼、核酸檢測等一些前提條件不松動的情況下，因地制宜放寬對人員流動的限制。還有，適當放寬重點領域的消費限制，例如老百姓非常關心的房地產、汽車。過去為了調結構，設置了相對嚴格的限購政策，現在可以適當放松。這并不是說我們要回到以前那種過熱的狀態，只是作為臨時短期的刺激手段。長期來看，對房價的抑制還是必須的。
還有，要在生產后端、銷售前端兩端發力，促消費政策才有指向性。現在大多數促消費政策集中在消費產業鏈前端，以汽車行業為例，現在各地都針對汽車發放了消費券，但不管是原材料成本、零部件成本，還是物流成本都在漲，這導致汽車的價格本身就比原來高，削弱了汽車消費券的吸引力。
另外，省級各個部門、上下級政府之間的政策也需要相互配合，有延續性、整體性。既注重省級相關部門在政策措施制定方面的橫向聯動，發揮政策疊加放大效應，也注重政策實施過程中省、市、縣的縱向聯動，推動政策靠前發力。
其實，促消費最重要的牛鼻子，就是現代流通體系的構建。我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，蘊藏著巨大的潛力與活力。比如，當下要充分釋放生鮮消費、服務消費、夜間消費、數字消費、綠色消費、農村消費等需求。一方面促進消費新熱點和重點消費領域形成規模;另一方面有利于進一步補齊擴大內需的消費型基礎設施短板，如冷鏈物流設施、智慧商圈、高品質步行街等。總而言之，就是要將龐大的國內消費需求及其帶動的投資需求，轉化為暢通雙循環的重要動力。
記者：收入是影響消費的核心因素，政策應該怎么發力?
肖亮：與可支配收入有關的費用上，政府可以考慮出臺政策，減輕群眾負擔。比如提高個人所得稅中有關附加項目扣除上限、增加可以抵扣的附加項目等，這樣人們會在收入提高上有一個最直接的感受。還有住房公積金，使用方式可否更加便利化，比如不單單只用于購買住房，還可以用來購買汽車。這些是短期內讓收入有較大改善的地方。但收入很大一部分來源是工資性收入。我個人認為，在產業經濟沒有完全恢復之前，工資性收入提升的空間并不大，這需要整個經濟大盤一同發力，并非一時之功。
其次就是我們在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中著力的“擴中”“提低”。可以針對中小微企業、個體工商戶群體，出臺扶持政策，著力解決個體創業者面臨租金、融資、社保和稅費等方面難題，穩定居民就業率，讓他們加入到中等收入群體中來。
第三，完善養老和醫療保障、兜底救助等社會保障體系，進一步提高低收入群體等社保對象待遇水平，增加城市和農村低保補助，以及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和優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。其中，醫療保障方面可以嘗試擴大醫保的范圍。我們問過很多人，特別是老人，普遍反映現在能用醫保買到的好藥越來越少。疫情呈多點散發，人們對未來的醫療保障水平還存在疑慮，這種情況下，政府應該在社會保障上發力。(浙江日報記者 全琳岷)